延安第二次针对伏牛山根据地和林砚辰的党委会，依然没有达成一致。
尽管李振堂的汇报中，将根据地描绘得如同天堂一般：工厂林立，道路通达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部队士气高昂。但河南省委给总政委的密信中，却狠狠告了李强和何振邦的黑状：
此二人擅自接受军衔，军阀作风和享乐作风严重，有思想变质的可能。
在他们眼中，军队的正规化建设、优质的军装服饰，就是军阀和享乐作风？
这份密报，被李振堂悄悄传回根据地。李强接到密报内容时，气得脸色铁青。何振邦倒是看得开，拍拍老搭档的肩膀：“咱们做的对不对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等时间长了，他们自然会明白。”
但最让李强心寒的，是省委的态度。他们在密信中还提到：“林砚辰以金钱和物资收买我党干部，企图将我党武装蜕变为其私人势力，应坚决予以警惕和抵制。”李强看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他知道，这些人是没见过根据地。没见过刘大爷家的粮仓，没见过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，没见过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。他们只看到了军衔、军装、工厂，就认定这是“变质”。
而延安的会议最后，国涛同志摔门离去，大声宣告：“我坚决不同意与资本家同流合污！这会污染我们的革命意志！”
其实他心里愤恨的，是那一大箱子回礼，竟然没有他的份。三台卫星电话，得胜、武浩、司令各一台，十部电台，五袋青霉素……他这个红军总政委，连个边都没沾上。
也怪林砚辰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忽略了党内的其他“大神”。也许，他就是故意的。
意见不统一，自然无法与根据地直接联系。
但这挡不住根据地发展的步伐。
夏粮收割完毕，林砚辰再次带着豆包来到鲁山。这次剪彩的，是红星工业区的两家新厂：红星电池厂和红星无线电厂。一个生产民用干电池，一个生产收音机。
这里完全是根据地以林砚辰私人名义投资的军民两用工厂，根据地的大多数普通百姓，成为股东。
政委李强撒出去的人力资源工作组，跑遍了许昌、南阳和洛阳，才凑齐两个工厂需要的三百多名读书识字的青年工人。
难，太难了。
制约根据地工业发展的，不是技术，不是资金，而是人。这个时代的国内，工业几乎是空白，教育更谈不上普及。尽管从飞船订购的设备足够先进、足够自动化、足够智能化，但最基础的操作，也需要人来完成。
此刻的根据地，甚至整个世界上，都找不到产品所需基础原料的工厂。眼下生产所需原件，都是由飞船加工好运来的成品。但即便如此，也需要操作的工人认识配件名称和编号，看得懂材料配给表格，分得清成品的型号。
后世工厂里成千上万的打工者，那都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普通人。成绩再差，也能认识汉字，认识阿拉伯数字和AB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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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!--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-->“七月十七日，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座在庐山发表重要讲话，提出：‘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’……”
收音机里的声音还在继续，但林砚辰已经听不清了。他站在那里，听着那嗲声嗲气的女声，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他早就知道、但从未真正感受过的历史。
他想起自己穿越前的日子，想起那些在部队里的战友，想起那些训练场上流过的汗、反恐战场上受过的伤。那时候，他觉得当兵是一种职业，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荣誉。现在，他忽然觉得，那些都太轻了。
豆包默默走过去，把螺丝刀捡起来，放回桌上。
“少爷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战争已经开始了。”
林砚辰慢慢转过头，看着她。她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但她的眼睛，在灯光下亮得惊人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声音很轻，却很稳。
他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外面是鲁山的夜，远处的山影黑沉沉的，近处的厂房灯火通明。那些工人还在加班，那些机器还在运转，那些收音机正在被一台一台组装出来。
他想起刘大爷的粮仓，想起矿工给老爹买的收音机，想起魏娟抢救的那个伤员，想起红星小学里孩子们的读书声。这些东西，都是他带来的，都是他一手建起来的。但现在，他知道，这些东西，很快就要被用在别处了。
粮仓里的粮食，会变成军粮。工厂里的收音机，会变成战场上的通讯工具。那些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工人，会变成战士。那些他亲手建起来的工厂，会变成兵工厂。
忙碌的工厂建设，竟然让他忘记了日期，忘记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。
“豆包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“在。”
“通知李强、何振邦，明天召开紧急军事会议。通知三姑，石龙寨的煤炭要加倍生产。通知姚大夫，医院的青霉素要分出一部分留作军用。通知魏娟，卫生队扩编，准备接收伤员。通知孙淑贤，电池厂和无线电厂转为战时生产体制，所有普通收音机优先供应部队。”
他一口气说了一长串，豆包一一点头，记在心里。
“还有，”他顿了顿，“给延安发电报。就说：伏牛山根据地，随时听候中央安排。”